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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阳汽车工资怎么样,常瑞阳

(原标题:瑞阳汽车工资怎么样,常瑞阳)

我叫胡振洋,今年39岁,来自安徽阜阳姜堂镇梅寨村,如今生活在温州,有2家箱包厂和几家天猫店,一年销售3个多亿。

在这之前,我打了10多年工,在老家做过寄宿别人家的打井人,在苏州建筑工地做过17块/天的小工,在温州的餐厅当过服务员、替家政公司发过传单。后来创业也一波三折,曾日入过万,也曾一夜坏账1000多万。

朋友都说,我40年的人生过得比80年还丰富。酸甜苦辣、人情冷暖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欢。那些咽进肚子里的,往往没多少人能真正体会。

初三辍学,打工10年却一无所有

「贫穷」和「漂泊」——回忆我的少年时代,这是最先出现的两个词。

我出生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农村家庭:兄弟姐妹4个,我是老大。父母种地,收入微薄。

我记得有年冬天的傍晚,我爸突然卷起一只空空的白色蛇皮袋出门,很久之后才回来,肩上扛着从街坊领居家借的大半袋玉米面。

因为穷,父母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。从我记事起,弟弟妹妹好像就没添过什么新衣服,基本上都是续着我这个大哥的旧衣服继续穿。大概7岁那年夏天,我和弟弟拿买作业本的钱买了2支冰棍儿,回家挨了一顿狠揍,到现在都还经常想起。
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,有时候贫穷就是一种原罪。街坊甚至是亲朋的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那种不屑,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大概也是那时候,我就在心底暗暗发誓:以后一定要让家人吃饱、穿暖、有尊严!

这是我老家梅寨村,虽然称在很多贫穷的记忆,但我依然很想念它。几乎每年都会回去

1997年,初三,我因贫辍学。作为家里长子,我选择外出打工补贴家用,好让弟弟妹妹有学上、父母不再那么辛苦。

我跟着本村一位大伯去了苏州,在建筑工地做小工,一天17块钱。

建筑小工就是那种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体力活,比如钢筋工,在建大楼上没辅助设备,全靠肩扛,最多的一次一天扛200多根,T恤两边的肩头磨出两个洞,冲澡时还要用毛巾捂起来才不会疼。

最恐怖的是水土不服。我到苏州拉了一个月肚子,晚上拉稀、白天出工,干到中午人就虚脱了。这种地狱般的日子坚持了1个多月,暴瘦20斤,最后是父母心疼叫了回去。

回家以后,我就跟着我爸去打水井。我俩拉一辆板车,上面放着设备,一个村一个村地找活干。打井时,要把一根钻打进土里,在外边套一根管子,遇到坚硬的地层时还要换钻头,这样一直重复直到出水。一般来说,打口水井要3个多小时,这期间压水不能中断,几天下来我手上很快就长出老茧。

那时我和我爸都吃住在雇我们的人家里,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,很小心翼翼,吃饭的时候都尽量少夹菜、只吃饭。也在那时,我第一次意识到:干体力活,一辈子都没出路,我要学手艺。

1998年,16岁,我揣着150块钱,凭着学了半吊子的电焊技术,一个人去了温州。

离开阜阳的那晚我记得很清楚:肩上扛着一捆被褥,拎包的手中还攥着一张97块钱的火车票。我根本不知道这张票要带我去一个什么样的世界。

1999年左右,我在温州打工领了工资,把弟弟(右一)和妹妹(左一)也接来玩了几天

接下来的6、7年时间是我最漂泊的少年时代:在奥康鞋业做过电焊工,焊制围墙,在餐厅当过服务员,传菜、打扫卫生,给家政公司发过小卡片,还去龙湾开过打田的拖拉机。

有朋友开玩笑叫我“流浪哥”:打工地换了不少,钱一分没捞着。

2003年,我结婚了。没有新房、没有积蓄,办酒席的钱还是从我姑家借的2万块,亲朋好友也来得少,20来岁少年的自尊心有些受伤。新婚刚过,我就和老婆打点行囊,去温州打工了。

不知为什么,这次离开阜阳,我竟没有太多留恋。

一夜负债上千万,真想一了百了

我一直觉得,2003年是我人生最早出现转机的一年。

经朋友介绍,我进了温州一家箱包厂做缝纫工,也是打工这么多年来头一次进大厂,工资是一个月1600块。

中国是箱包第一生产大国,2019年一年就产出2500多亿。温州箱包又很有名,90年代就初具规模,近年又承接平湖、昆山等地的转移,更兴旺了。不少工厂既做外贸也做内销。

但我进的这个箱包厂却让人头疼。厂长给我分配了一台即将淘汰的机器,老出毛病,不是这坏就是那坏,所以同事一般8点就搞完下班,但偏偏我要加班到晚上11点。

当时厂里没有专门的修理工,出了问题都只能从外面请,那些维修师傅态度还特别傲慢,一副「看吧!没我你就是干不了活!」的样子,我就很不爽。

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。从那时起,我就偷偷研究机器原理,去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学习,大半年的时间反复研究,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技巧,转去做了机修。第二年工资就如愿涨到了2800块。

2008年左右,当时的我已经算机修高手了,这是当时正在车间调试花样机

从劳动工到技术工,不知不觉中我迈过了一个很大的职业门槛儿。

2006年,我和同是维修工的朋友出来单干,在瑞安仙降经营了一家针车行,主要卖箱包的缝纫设备和零配件。在那里,我们要和两家实力强的本地门面硬碰硬。我的竞争逻辑其实还蛮简单:价格低、服务好。

那年头很多客户都是上门购买,只有我们,无论多远坚持送货上门。我整天骑个摩托车送货、维修,风雨无阻,一年跑了3万多公里,也认识了很多箱包厂老板。后来我们的针车行做到了当地90%的市占率。

靠着针车行,我终于赚到人生第一桶金,真不少,差不多7位数。

2015年,针车行之外,我又四处凑钱开办了一家箱包厂,给电商供货。我天真地以为,经过十几年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涯,我的人生终于要踏上坦途,直到2016年5月的一天……

四处筹措资金盘下来的工厂,厂里的兄弟姐妹很多是从老家过来的

那是一个深夜,睡梦中我迷迷糊糊接到朋友电话。将近1分钟的沉默之后,终于传来了声音,「哥,你的账我还不起了,资金断了。」

我脑袋嗡的一声,整个人都木了。要知道,他欠我1000多万。如果收不回来,这么多年奋斗来的厂子、房子、车子都要赔得一干二净,还远不够。

我甚至想,真到破产那一步,一了百了算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,供-产-销三方都是先供货再账期付款。我是厂方,往下游负责回笼销售资金,往上游负责支付原材料货款。下游已破产,中游能不能顶住,就看我了。

当时不知哪里来的魄力和勇气,我迅速做出方案:一、把能回笼的资金和家里能流通的东西都变现,给供货商打款,在温州做生意这么多年,我一直觉得诚信是最珍贵的东西;二、我的资金中断前,还有1个多月时间让销售动起来。

实际上,除此之外我也并没其他选择。2016年6月10日,端午假期第二天,我和朋友正式完成交接手续,他把所有的库存和天猫店都抵债给了我,即便如此还有200万缺口。

但是,当我走进仓库看到7万只箱子静静躺在那里没有一点生机的时候,我才意识到: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。

有动销才有希望。但对淘宝、天猫规则都搞不清楚的我来说,这太难了。这家天猫店在我手中运营3个月,又亏了200多万。当时,我觉得整个人生都是灰暗的。

不过,我这人也有个特点,喜欢钻研。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年半时间,白天处理工厂的事情,晚上研究数据、学习运营资料、上淘大的课,几乎每天到凌晨3点多,有时甚至到天亮。

转机出现在2016年底,我们运营了几个月的一款拉杆箱火了,一下成为爆款,最高一天卖了4千只,做到箱包类目的全国第二。那段时间我就喜欢坐电脑前,听阿里旺旺一直叮咚叮咚响,每个叮咚都是一笔订单,真好听。

2018年左右,和我的两个股东、好朋友一起去杭州阿里巴巴开会

2017年,我的天猫店销售首次突破1个亿,2018、2019年飙到3亿多。2019年,我又花4200万置办一个厂房,开拓外贸市场。2个厂房加起来7条生产线,300多位兄弟姐妹。确实,天猫改变了我的生活。

那几年,春节回老家明显感觉不同了,很多人开始嘘寒问暖,「还有没有发财的机会?」

硬刚国外大牌,堂堂正正做生意,我们不虚!

2家工厂、一年3亿多的销售,我本以为这已是人生巅峰。但人生如戏。

去年一场疫情,全球旅游市场直接冰封,对箱包行业的伤害几乎是致命的,我所在的温州瑞阳,很多工厂都承受不住将近倒闭,厂里都是十万只、百万只的库存积压。

我积压也不少,50万只。幸运的是,因为有天猫店,我还有内销这条路。而且国内疫情控制给力,旅游市场恢复得蛮快,销售虽赶不上2年前的好光景,但也逐渐恢复了元气。

商场如战场,老话说得真对。2020年5月,我们竟被国外大牌盯上了,一个欧洲的旅行箱名牌,先后对温州箱包产业带10多个卖家投诉了4波,理由是侵犯了他们的设计专利。

我们真的侵犯这家国外大牌的专利了吗?完全没有!

这些年,拉杆箱大多是PC材质,条纹型和方块型设计是主流,设计创新性微乎其微。更可气的是,其实相似的款式温州箱包商早在2012年就开卖了,比他专利申请的时间还早。

所以,这些投诉的目的很明确:国内箱包性价比高、竞争力强,他们就用这个理由打时间差、赌你不敢惹麻烦,冻结或下架你的商品、影响你的曝光和销售。

难,要命的难。被投诉后,争议商品链接会暂时冻结。我们温州卖家最惨的一位兄弟,店铺30%商品都被冻结,根本无法正常经营。

焦虑,晚上根本睡不着觉。但我忽然想到,去年在618商家大会上结识一个阿里CCO的客户经理,叫清宛,她说有问题可以找她。一不做二不休,当晚我就在钉钉留了言。

姑娘爽快,「知识产权的问题是麻烦些,但放心吧,我跟到底」。

提到嗓子眼的心暂时放了下来。但申诉终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,如果不成功就会被删除商品,那意味着几年投入大量精力的爆款销量、好评等都将消失。

僵下去解决不掉,再生产怎么办?厂子倒闭,成百上千个做箱包的工人兄弟吃饭怎么办?

好在清宛给我们指了条明路,思路还蛮清楚:1、收集专利无效的证据或相反判决的案例;2、协调律师出具产品对比图证明差异性;3、安全起见,先找一款销量低的商品申诉,成功后再针对爆款申诉。

遭遇恶意投诉产品的对比图,左边是他们的右边是我们的,差别很明显

当时我们还是犹豫的:能行不?影响太大了!怕电话说不清楚,我们凌晨3点起床赶高铁,坚持要跑到杭州找清宛。我还记得,见面之后清宛露出的表情又好气又好笑。

事实证明,这招很管用。首个链接申诉通过后,温州的箱包工厂和电商兄弟们都敢对这种冤枉债说不了。大家联起手来维权,结果是:对方几乎全部落败。

在平台的帮助下,我们一帮哥们很快就完成了商品恢复。包括我在内的10多位温州箱包厂商的生意,渡过了这道劫。

恶意投诉的人吃了个彻彻底底的败仗,这也成为我们温州箱包人的酒后谈资:正面刚,我们堂堂正正做生意,不虚!

也从这件事开始,我觉得无论在哪里做生意,除了在公平这件事上较真,还要思考服务的策略和水平。后来清宛直接来了趟温州,给我们看天猫店的诊断报告,包括咨询、物流、退款、投诉,还有经营上的风险、资损……

我真心觉得,咱们中国制造的实力很强,很多国外大牌都是国内厂家代工,有的还是我朋友。但我知道,除去原料和运营成本,毛利真的很低,大多都被品牌溢价拿走了。

今年年初,和同事们开旅行箱产品的共创会,研究怎么品牌升级

品牌升级,这是摆在我们温州箱包厂家面前最紧要的事。怎么升?升什么?实话说我暂时还没特别明朗的头绪,最近也经常和办厂的朋友、箱包协会、包括阿里团队在讨论这个。

清宛建议我们做高铁拉杆箱、学生拉杆箱试试。旅游业受影响,但坐高铁、学生上学还是刚需,这块市场或许还有机会。

于是,我设计出一款轮胎型拉杆箱,样品出来后,自己都被逗乐了。

现在,我每天仍早早起床,这么多年过了7点就睡不着。白天去工厂看看,中午和厂里的兄弟姐妹吃个饭,晚上去研究市场和运营,最近也在尝试在抖音上做直播。

直到现在,我才觉得自己的生意逐渐安定下来。但世事无常,谁又知道呢。不管未来如何,我们能做的唯有努力生存。

前年在横店,借着带公司兄弟姐妹团建的机会捎上了父母,二老几乎一辈子都没旅过游

最近,大家都在讨论「躺平」,也有人问我,现在事业稳定甚至小有成就,不缺钱,为什么还要起早贪黑这么辛苦?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陪老婆和孩子?为什么不“算了,就这样吧”?

说实话,我答不上来,我觉得他们问得很有道理。但是,当今天再回看我40年的人生,才突然发现,我好像从来没「躺平」过。可能是主动的,也可能是被动的。

或许,对于贫穷的恐惧和对于尊严的渴望,才是构成我一辈子奔跑和奋斗的源动力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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